关于”八九“民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若干事实
距离1989已33年矣，北京当局对此事件的态度和西方媒体的各种带有偏见，造谣，唯恐天下不乱的报道与各种势力的参与使得真正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事件背景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51天，1个月2周又6天)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北京市在内的四百余个城市）
起因
胡耀邦逝世（导火索）
经济改革开放
严重通货膨胀
政治贪污腐败
大量失业问题
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民主化浪潮
和平请愿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1989年春节，胡耀邦离京去湖南休假，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后经抢救病情稳定，之后转移到广西休息。3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返回北京，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胡耀邦明显消瘦。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中央办公厅马上找医生。当时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拿出两粒药，但没有采用（一说使用了）。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下午2时，将胡耀邦送至北京医院，情况虽没度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4月15日，胡耀邦在如厕时，因用力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早上7时53分逝世。
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著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局势升级
新华门事件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中共接受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此时王丹和另一名学生郭海峰进入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局长会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七项要求，但希望学生不要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确认转交前不会停止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回到人民大会堂外静坐后，又第二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级别以上的负责人出面接受七项要求，才会停止静坐。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反映。之后北大研究所会主席李进进向静坐学生表示，他会代表学生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学生应该离开。学生们同意了李进进的呼吁。于是李进进进入人民大会堂交涉。下午六点，人大代表宋世雄、刘延东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与静坐的学生打了个照面。
4月18日上午，在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当天并未爆发冲突）
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著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胡耀邦葬礼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然后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且提到另外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分别是要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党政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
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
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4月22日下午1点30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随著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国务院总理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
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
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
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学生分歧与绝食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最后学生决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
苏共总书记访华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领导人，两国关系恶化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
局势进一步升级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并且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成员学生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四个民主党派主席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周培源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
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
戒严令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中共元老亦支持出兵。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而出席此次会议元老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
5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
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
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此外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随后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
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清场令
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指出抗议学生并不打算撤离天安门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国安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中共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中共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暴力冲突
6月3日晚间，各个国营电视台陆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不要外出；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会碎裂，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理查德·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执行对平民开枪的命令。
进驻天安门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群众撤离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学生”？“暴徒”！
伤亡巨大，致死手段极其残忍
从目击者证明和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暴徒是无差别的杀人以达到挑起动乱的目的，其手段极其残忍，烧死，枪杀，打死，吊死，活活踩死，酒瓶，钢管，铁棍无物不用。
附录：伤亡数量
“坦克人”？揭露某些势力的丑恶行径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隔天，即1989年6月5日，北京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位只身阻挡坦克车队前进的男人，如今虽然大家都叫他王维林，不过，据说「Wang Weilin」（王维林）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但其真实姓名、身份及下落，至今仍然是一团谜。 这位当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导中，被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的人，后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称他是「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并赞道「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当外界讨论「六四」时，经常会展示出王维林阻挡坦克前进的照片，西方有人称其为「Tank Man」（坦克人），传媒曾以「The Tank Man」制作过一部关于「六四」的记录片。片中「王维林」以过人的勇气独身阻拦坦克队伍的举动，对西方、乃至东欧世界均带来了极大的撼动，甚至于对东欧诸国民众随后所进行的1989年系列革命，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1989年6月5日，根据CNN及BBC的摄制组公布的一段影片，这一情景发生在6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以东的东长安街上，由西方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片段显示；当时王维林主动跑向一队正在前进的坦克，并挥手示意要坦克后退，当下坦克停止前进并试图绕开，但他仍然左右移动坚持挡在坦克之前，最后坦克终于停下。 此时他爬上坦克并试图掀开舱门，坦克里面的军人也爬出，两人交谈了一阵子后，军人朝后面的坦克挥手表示停止前进，接著王维林便爬下坦克。然后坦克往后面退了几步，又突然加速试图绕过他前进，王维林再次跑上去挡在了坦克前方。 继续对峙一段时间后，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也骑到了坦克前面，并与王维林交谈了几句，这时突然从画面右下方跑来两个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带著王维林快速跑步离开了街道，影片到此为止。
王维林“被坦克碾压”？
对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对他的评价，编者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先来看看示威群众的大部分组成吧！
他们说谁是歹徒？工人是歹徒？学生是歹徒？知识分子是歹徒？手无寸铁挡在站在坦克面前的他是歹徒？还是群众是歹徒？荒谬绝伦！
再来看看领导人物吧
他们说谁是歹徒？工人是歹徒？学生是歹徒？知识分子是歹徒？手无寸铁挡在站在坦克面前的他是歹徒？还是群众是歹徒？荒谬绝伦！
